1. 引言
在21世纪气候变化与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文学研究领域逐步涌现出一系列以“生态意识”为核心的理论路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作为生态批评中的重要思潮，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1] (Arne Naess)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张人类应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发展“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共处。奈斯的“八点原则”[2]强调所有生命形式的内在价值、人类与自然整体的不可分割性、生态自我拓展与实现的必要性等观点，为理解文学作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
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文学大师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长期以来对人与自然、权力与生态、殖民与生态危机等议题持续关注[3]。《草原日出》[4]作为其早期现实主义短篇之一，集中展现了一个少年在亲历自然生命消逝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心理轨迹。既有研究如熊安沅、陈东[5] (2007)已从生态角度解读该小说，指出男孩经历象征了生态自我的觉醒；Dennis Walder [6] (2008)也关注莱辛非洲叙事中的文明批判维度。本文则试图进一步聚焦文本独特的“空间转换”叙事结构(家–草原–死亡–回家)，结合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的交叉视野，系统分析该文本中“场景转换”与“生态自我觉醒”之间的内在关联，展现莱辛如何通过短篇叙事构建出一则关于生态伦理与成长教育的文学寓言。
2. 深层生态学视角下的生态自我理论基础
深层生态学不同于表层生态保护主张，其核心在于唤醒个体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同一感”(identification)，强调通过生态自我的不断扩展，逐步打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进入“存在整体”的深层认知状态。生态自我并非否定个体意识，而是将自我融入自然、他者与生命共同体之中，形成一种扩展性身份感(expanded selfhood)。奈斯[1] (1989)提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其他生命的生存与我们自己的福祉不可分割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成熟。”以此理论为基础，许多生态文学批评家指出，文学中主人公与自然的“感知–共情–内化”路径，正是生态自我实现的表现历程。大卫·艾布拉姆[7] (David Abram, 1996)的感知现象学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此路径的理解，他强调身体感官在连接人与“超越人类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中的基础作用，认为真正的生态意识始于对自然世界的具身化感知(embodied perception)，而非抽象的概念认知。近年来，Mona Almaeen [8] (2021)在对莱辛生态小说的研究中也强调：死亡、毁灭与再生在莱辛文本中并不只是情节元素，而是生态精神的隐喻路径——个体通过见证自然的残酷运行，从而获得精神层面的重构与伦理上的升华。将生态伦理纳入个体成长的过程，构成莱辛文学的一条深层主线。此外，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兴起[9] [10]提醒我们，生态意识的发生场域常与殖民历史纠缠，对自然的认知与控制欲望往往内嵌于殖民权力结构之中，这为解读莱辛非洲背景作品提供了关键视角。
3. 文本分析：《草原日出》中的三重场景与自我裂变
3.1. “家”的启程：控制幻想中的自我膨胀
除故事开端设定在清晨4:30，男孩在闹钟响起前一刻自觉醒来，暗自为自己“控制身体与意志”的能力而骄傲。这种控制欲的表现，正如奈斯所批评的“以控制自然为基础的传统自我认同结构”，男孩仍深陷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结构之中。男孩尝试通过控制睡眠、挑战体力极限来确证“我能主宰我自己”，并由此推及“我能主宰世界”。他甚至幻想走遍世界、改变一切。这种“扩展性幻想”并未建立在对世界真实结构的认知之上，而是以青春期个体的膨胀性自我为基础，是生态自我觉醒前的“幻象阶段”。正如艾布拉姆[7]在《感官的咒语》(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in a More-than-Human World)中所说，现代人“以控制为荣耀，却忘了感知为基础”，男孩初期的状态正体现了这一现代意识的偏颇。他用时间、意志和身体实验来自证“人类理性”的优越，却未意识到真正的成长来自对自然感知能力的觉醒。
这种“主宰一切”的幻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根植于其“殖民文化潜意识”之中。作为非洲殖民地的白人少年，他的控制欲在无形中复制了殖民者对待土地与“他者”的逻辑。家，这个代表文明秩序与安全的空间，同时也是殖民权力结构的微观体现。男孩的“主宰”实验起点于此，暗示其身份中内嵌的“小殖民者”无意识——将自我意志的绝对实现视为理所当然，并将外部世界(包括自然与土著)视为可操控的对象或背景。正是这种植根于殖民背景的控制欲，为他后续草原经历中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此外，从叙事结构上来看，以“家”为起点也具有象征意义。家不仅是文化与社会价值的象征空间，更是人类自我认同的初始位置。正是在这种“安全空间”中，男孩启动了他的“主宰”实验。但也正是从这里，他将走向失控、痛苦、理解与共情的自然之旅。
3.2. “草原”的飞奔：生命律动中的初识自然
当男孩步入草原，他的兴奋情绪无以复加，他奔跑、欢呼，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他喝彩。这种与自然的身体接触虽然初看似浪漫奔放，体现了艾布拉姆所言的具身化感知的初始层面(感官的强烈刺激与身体的释放)，但却暴露出他对自然缺乏敬畏与认知的天真。男孩在草原上的狂奔象征着他心理的“自由投射”阶段。草原之广阔与空旷，为他提供了一种“非人类秩序”的临时舞台，使其“自我意志”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他的每一次跳跃、呐喊、奔跑，都是一种对“我能掌控一切”的幻象回声。然而，这种自由体验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确实带来了身体的愉悦和对空间束缚的短暂超越；另一方面，它仍是一种错觉性的自然融合，是控制欲在更广阔空间中的延伸。男孩将自身充沛的生命力投射到草原上，误以为自然的“响应”(如回声)是对他个人意志的臣服与喝彩，而非自然本身独立存在的律动。正如Kate Rigby [11] (2004)指出：“人与自然的初步亲密接触若缺乏伦理维度，将很快演化为占有式热情。”男孩对自然的热爱，尚未转化为尊重。
同时，草原在文本中并非纯粹的自然空间。它是殖民地的一部分，正如Huggan与Tiffin [9]所说，是“被欧洲殖民者占据、改造并赋予其特定意义的土地。”男孩能在清晨自由地“拥有”这片草原，进行他的奔跑仪式，本身就依赖于其殖民者的身份特权。草原对他呈现的“空旷”与“自由”，在另一视角下可能是被剥夺了原有生态文化意义的、被客体化的殖民空间。莱辛的描写并未回避这种暧昧性：草原既是激发男孩原始生命力的场所，也是殖民权力结构下被规训和占有的对象。男孩对草原的“热爱”，在某种程度上也内嵌于这种殖民式的空间关系中。
从文体风格来看，莱辛在此段落使用大量动词与感官描写，如“他跳跃”“他大声呼喊”“他飞奔”，传递出少年充沛的生命力，也营造出一种“个体与自然合一”的错觉。然而，这种合一是暂时的，是个体感官欲望的放纵，而非生态伦理的觉醒。更值得注意的是，男孩在这一过程中仍未意识到“自然的主体性”。他将自然视为自我表达的背景板，而非一个拥有自主运行法则的存在体。这种“情绪性自然观”是少年走向生态意识的必要过渡阶段，它充满能量，却缺乏洞察。
3.3. “死亡”的凝视：责任意识的痛苦觉醒
当他意识到羚羊可能是被自己此前不负责任的射击所伤，他陷入深深的否认与自责。正如文本所写，“一时之间，他无法面对这幅画面，他终究只是个小男孩。他低着头，踢着那架白骨，面带愠色，拒绝承认是自己射伤了它。”这标志着“传统自我”向“生态自我”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挣扎。这种转变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伴随着心理的撕裂与认知的重组。在生态心理学理论中，生态自我的觉醒往往伴随着“生态悲伤”(ecological grief)的阶段。正如Ashlee Cunsolo和Neville Ellis [12]指出，生态悲伤是“在亲眼见证非人生命体痛苦或灭绝时所产生的深层哀痛体验”，这一概念恰好适用于男孩的情境。他不仅为羚羊的死亡感到哀伤，更为自己可能的“加害者身份”而陷入道德痛苦。这种痛苦是深刻的，因为它触及了奈斯原则的核心：承认其他生命的内在价值，并认识到人类行为对它们的福祉有直接影响。男孩的悲伤和自责，是生态伦理真正扎根心灵的标志。
然而，这一觉醒过程充满复杂的伦理模糊性。男孩一度试图借助“否认”来缓解自我痛苦，将责任归咎于“土著”的攻击行为。这一心理机制并非是简单的推卸责任，它深刻折射出其早期“他者化”思维(殖民逻辑的核心)在危机时刻的惯性反弹。将可能的罪责转嫁给他者(被殖民的土著)，试图维持自身(殖民者身份)的道德清白。这一细节凸显了生态意识觉醒之艰难：它并非纯粹的理性推导，而是一场伴随羞耻、悲伤、自责、认知转变、以及需要克服根深蒂固的殖民式思维惯性的心理磨炼。男孩最终未能完全确认自己的责任(“也许是我误伤了它”)，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构成了文本的伦理深度，它呈现了觉醒过程的未完成性和内在矛盾。
3.4. “归家”的反思：生态伦理的初步确立
男孩最终返回家中，不再是最初那个充满幻想的少年。他开始回避草原的酷热，试图用“吃早餐”来麻痹记忆，但“那只死去的羚羊”始终盘桓在他心中。这一“回归”并非逃避，而是一种沉淀。他决定“第二天再去草原”，说明他已经开始面对自然、面对责任。这标志着生态自我在经历剧烈情绪震荡后，开始寻求一种更具反思性和责任感的姿态，呼应了奈斯所强调的“态度与生活方式改变”的必要性。
从深层生态学视角看，“回家”不仅是空间行为，更是一种心理位移：男孩试图返回人类社会秩序之中，从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寻求慰藉，但他的意识已经被自然所改变，家庭空间不再能遮蔽他对生态关系的反思。这种悖论构成了生态自我觉醒的持久张力，即：人在文明中安顿，却无法抹去自然对其生命经验的印刻。正如奈斯所言：“我们不能仅仅‘关心自然’，我们必须成为自然。”男孩意识的转向，预示着他从“操控自然的主角”转变为“自然循环中的一份子”。他的下一次踏入草原，不再是出于征服欲望，而是为了解释、为了承担，这也象征着他向成熟生态主体的迈进。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文本结尾并未提供一个明确的“成长完成”或“问题解决”的答案。男孩的“决定再去”包含着犹豫和沉重，他尚未完全理解或接受他所感知到的一切。他体验到的更多是生态自我的“觉醒”——一种令人不安的意识开启和旧有自我(尤其是殖民者式自我)的动摇，而非一个稳固的新身份的完全建立。这种未决状态恰恰体现了莱辛的现实主义深度：生态伦理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反复的过程，始于震撼性的体验和痛苦的自我认知，但远未结束于一次事件后的顿悟。男孩的归家，是反思的开始，而非成长的终点。
4. 莱辛其他文本中的生态意识：从个体到宇宙的转化
莱辛在后期如《第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简述地狱之行》等作品中，逐渐将生态意识从地表自然扩展至宇宙尺度，构建“星球生态共同体”与“宇宙道德意识”的概念。如Almaeen [8]指出，在这些作品中，莱辛将“死亡与灾难”视为唤醒个体意识的手段，使人类认识到他们对环境变迁所承担的集体责任。相比之下，《草原日出》作为其早期创作，虽无宇宙尺度的扩展，但在微观个体心理与自然伦理的缝隙中，已经开启了莱辛生态文学的一条主线——由局部走向整体、由人类中心走向多物种共存的伦理探索。
此外，莱辛的生态书写体现出“存在多维度意识的整合”，她不仅关注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更强调人与自然精神层面的共生纽带。例如，在《第五个孩子》中，莱辛描写了超越常规人类秩序的存在，对家庭伦理、人类生育观及物种进化提出批判。尽管该作与《草原日出》风格迥异，但其根本命题仍回归对“自然与非自然”边界的挑战，对“人之为人”的定义进行重审。正因如此，莱辛文学在生态批评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出生态危机，更在于提出伦理的可能性，即如何在灾难中建立新的道德维度。生态自我觉醒正是这种道德重建的基础：人不再是理性中心，而是情感、生命与宇宙关系中的一员。
5. 后殖民批评与生态自我的交叉阐释
如前三部分文本分析所示，不少后殖民生态批评者指出，殖民逻辑与生态破坏之间密切相关。将自然物种工具化、将“他者”非人化，皆源于相同的征服性认知模式。而莱辛作为殖民背景下成长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常将“自然–他者–殖民地”三者联结。在《草原日出》[4]中，男孩想象“是土著用石头打伤羚羊”，折射出他早期的殖民式投射机制。而最终意识到“也许是我误伤了它”，则是从殖民心理向生态伦理的转换。这一“去工具化”过程，实为生态自我觉醒在后殖民语境下的特殊路径。
近年来，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的交叉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新趋势。Huggan与Tiffin [9]在其著作《后殖民生态批评》中提出：“环境破坏往往与殖民结构下的社会压迫机制并行。”莱辛的生态叙事在这一框架下尤具代表性，她不仅揭示了殖民主体如何将自然与殖民地人民一起物化为“他者”，更通过主角的觉醒过程反向建构了一种“共存伦理”。此外，学者Dennis Walder [6]指出，莱辛的非洲作品体现出一种“去殖民化的生态伦理”，她从非洲生态中汲取灵感，同时反思欧洲启蒙下的自然认知模型。在这种写作中，生态不仅是风景描写的对象，更是文明反思的出发点。通过男孩的内心转变过程，莱辛实际上描绘了一个微型的“文明退场”过程——从“人类控制自然”的神话回落到“个体面对自然力量”的真实，从殖民式权力逻辑转向生态共生视角。这种结构性的叙事逻辑，使得《草原日出》虽为短篇，却具有深刻的文明批判深度。
6. 结语
《草原日出》虽为短篇，却呈现了一个关于生态自我成长的完整曲线。男孩由控制幻想出发，经自然洗礼、死亡凝视，最终走向生态责任的承担。其成长轨迹不只是个体经验，更具有普遍启发意义：即，生态伦理并非灌输而是体验；生态觉醒来自生命的深层感知而非抽象理论。
本文通过聚焦“家–草原–死亡–回家”的空间转换，结合深层生态学与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详细解析了男孩生态意识觉醒的复杂过程。研究揭示了：1) 男孩初期控制欲与殖民者无意识的紧密关联；2) 草原体验的双重性(感官释放与控制错觉并存)及其殖民空间属性；3) 面对死亡(羚羊)所引发的深刻生态悲伤、伦理困境及对殖民“他者化”思维的短暂复现；4) 归家所标志的反思性责任意识的初步确立及其未决状态。这一过程生动体现了奈斯所言的生态自我扩展的艰难性，也印证了艾布拉姆关于具身化感知是生态意识基础的观点，同时深刻暴露了生态意识觉醒与解殖过程的交织性。
在今天这一全球生态危机与伦理迷失交织的时代，莱辛通过小说展现的生态意识，不仅是一种文学美学，更是一种人类可持续未来的精神指引。文学不仅能唤起个体的共情能力，还能提供替代性的思维结构，重塑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想象路径。生态教育应汲取这种体验式、批判式的路径，让人类在故事与叙述中重新学会作为“自然之子”而非“自然的主人”去生存。《草原日出》尤其提醒我们，真正的生态教育需直面人类中心主义和殖民遗留思维的深刻影响，在触动心灵的体验与持续反思中，培育一种包含责任、谦卑与对他者(包括非人类生命)真正尊重的生态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