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伤到复原:露西心理重构之路
From Trauma to Resilience: The Protagonist Lucy’s Mental Health
DOI: 10.12677/wls.2025.134088, PDF, HTML, XML,   
作者: 吴宇微: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关键词: 《我叫露西·巴顿》创伤复原My Name Is Lucy Barton Trauma Resilience
摘要: 《我叫露西·巴顿》是典型的创伤叙事作品,作者通过创伤承受者“我”对创伤经历进行描述,根据创伤记忆呈片段性和模糊性的特点采用非线性叙事,塑造不可靠叙述者形象,揭露了露西的童年创伤、战争创伤(代际传递)、死亡创伤和婚姻创伤,描绘了露西的创伤症状和复原路径。露西以积极情绪感恩和安全感为基础,通过直面创伤、创伤记忆重构、创伤书写实现了心理复原,重构心理健康状态。对其进行创伤研究,有助于理解创伤和创伤文化,明确创伤书写价值,探索心理复原策略。
Abstract: My Name Is Lucy Barton is a typical narrative on the theme of trauma. The author employs non-linear narrative which alig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umatic memory—fragmented and vague, reveals the protagonist Lucy Barton’s childhood trauma, war trauma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death trauma, and marriage trauma by shaping her image of an unreliable narrator who’ve endured traumatic situations, and depicts her traumatic symptoms and recover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positive emotion of gratitude and a sense of security, Lucy achieve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rebuilds mental health through confronting trauma, reconstructing traumatic memories, and writing down traumatic experience. Studying trauma in this work deepens understanding of trauma and related culture, clarifies the value of traumatic experience writing, and explores strategie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文章引用:吴宇微. 从创伤到复原:露西心理重构之路[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4): 620-628.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4088

1. 引言

《我叫露西·巴顿》是当代美国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所著小说,首次出版于2016年,是“露西·巴顿四部曲”中的第一部,该小说以露西·巴顿因阑尾炎并发症住院为开篇,通过其与母亲的交流展示了露西·巴顿遭受的心理创伤及复原过程。作者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使用非线性叙事手法在主线情节中穿插“我”的记忆和反思,“我”最终直面创伤,通过记忆重构和创伤书写,得以从创伤中复原。

2. 创伤与复原

创伤和复原均为心理学现象。医学和精神病学将心理创伤定义为某种由非同寻常的威胁或灾难性事件所引发的精神紧张状态。心理复原则指有些人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恢复到创伤事件发生以前的心理健康水平,即出现严重创伤后仍然能恢复到良好适应状况的现象[1]

2.1. 创伤

创伤(trauma)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中“损伤”其原意为“伤”,既包括外在创伤,也包括心理创伤。创伤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的心理学领域,用来描述个体在面对创伤事件时的心理反应。创伤事件通常指对个体造成深刻心理和生理影响的事件,如战争、暴力、灾难、虐待等。这些事件可能导致个体出现强烈的恐惧、无助感或恐怖感,并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强调内在心理创伤的影响大于外在创伤[2],往往会引起个体身体、智力、情绪和行为的改变。美国顶级心理创伤专家朱迪思·赫尔曼则认为,心理创伤指受害者在压倒性的力量下陷于无助,从而形成一种强烈恐惧、失控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3]。凯如斯也在她的经典著作《无主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中将创伤定义为“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一种压倒性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现象而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表现”[4]。此后,创伤研究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的特征,不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而逐渐进入历史、社会学、艺术、文学和媒介研究、哲学、宗教等领域,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对象。社会学意义上的创伤包括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对于个体来说,由于创伤的经验结构或接受和日常生活经验不同,因而创伤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忆而保留,这种创伤记忆孕育了创伤文学[5]。作家通过解构个人创伤的独特性进行叙事。而叙事学研究则使创伤与文学性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6]

2.2. 复原

心理复原现象由Garmezy及其同事在精神分裂儿童的病理学研究中正式提出。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心理复原(力) (resilience)是指个体在经历对生命具有威胁的事件或严重的创伤后仍然能恢复到良好适应状况的心理发展现象。就其核心特征而言,心理复原力包含了两个核心特征:重大困境(significant adversity)和积极适应(positive adaptation)。不同于创伤后成长,心理复原力则强调应激后身心保持内稳态,不会因主观感受的变化而改变,且心理复原的个体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灵活地选择应对策略[7]

3. 小说的创伤叙事策略

作为叙事的主题,创伤常常通过种种情感极限的状态来表现。作者通过叙事手法的创新,比如风景意象、时间裂缝、静默、叙事省略,或运用非线性的情节或分裂时序来强调思想的混乱、混沌、解离、冥想,作为对这种经历的回应。静默的叙事策略可能创造出时间或情感上的“鸿沟”,允许读者想象可能发生在主角身上的事情,因此能够拓宽创伤经历的意义和效果。这些策略都帮助作者将叙事结构按照创伤记忆或分裂的心理行为来组织并表现[5]。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在《我叫露西·巴顿》中使用了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和非线性叙事,塑造了不可靠叙述者“我”——露西·巴顿。

3.1. 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新叙事话语》中将叙事角度分为三类,即零聚焦(全知叙述)、内聚焦(以某个人物视角叙述)和外聚焦(从不知情角度进行外部叙述) [8]。内聚焦可以从叙述者“自我”和“他者”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自我”的角度来看,《我叫露西·巴顿》全文都以“我”为叙述者,这种叙事方式能够让读者深入主人公露西·巴顿的内心,感受其细微的情感变化,体会到露西的孤独、压抑和释然。同时,这一视角的主观性也为塑造不可靠叙述者留下了空间。但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淡化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读者难以直接获得“他者”的真实经历和内心感受,只能通过语言、动作等描写推测其他人物的经历和内心,为小说留下了悬念。

小说中丈夫威廉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时,父亲表现出了“我”儿时见过的扭曲,且此后再不愿与威廉对视,母亲因此责怪“我”没有提前打招呼,并告诉“我”父亲曾参加过战争。“我”惊讶于父亲从未讲述过自己的故事,但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愿见威廉。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从哥哥那儿知晓,父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过最激烈的战斗(Battle of the Bulge and Battle of Hürtgen Forest),他开枪打死过两个德国男孩,为此饱受煎熬,因威廉与其中一个相像,他感觉是男孩回来报复他,要带走他的女儿,所以不愿见威廉。

3.2. 非线性叙事(闪回)

对于创伤经历所造成的创伤叙事障碍,霍尔曼(Judith Herman)指出,创伤记忆是“无语静默的”,通常在“行为重演、噩梦或闪回中”展现[9]。小说多运用闪回,故事以露西住院期间(现在)与母亲的沟通为主线,穿插露西对童年的回忆和对婚姻生活的思考(过去),连接出院后的故事(将来),整部作品没有严格的线性时间顺序,这种碎片化的叙事表现出了创伤记忆的非逻辑特点。

3.3. 不可靠叙述者

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我”进行回忆、叙述和书写,但呈现内容非常模糊,露西对个人记忆充满怀疑,小说中多次出现如I am not sure/I don’t know/maybe (我不确定/我不知道/也许)等表达,暗示小说叙述的不可靠性。此外,“我”叙述家庭的贫困、父亲的暴力,母亲的冷漠,兄弟姐妹的排斥等内容时也大都语焉不详,留下了大量的叙述空白。

小说中,“我”回忆自己曾多次被父亲锁进卡车里,但记不清时间和次数,不知道原因,更不确定这一段记忆是否真实存在,只推测是5岁前没上学时发生的事,但母亲对此毫不知情,甚至不知道我曾在卡车中遭遇过蟒蛇。读者只能通过阅读推测这一记忆的真实性,判断这一记忆是“我”的臆想还是因母亲冷漠忽略的事实。

4. 露西创伤来源及症状表现

露西自小受童年创伤、战争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形成了敏感自卑、恐惧忧虑的性格,她难与家人亲近,创伤事件在她脑海中不断闪回,让她缺乏情绪安全感。死亡创伤和婚姻创伤则加重了这些创伤症状。

4.1. 创伤来源

露西童年时期家庭贫困,住所偏僻,父母暴力冷漠,饱受同龄人欺凌,由此深受童年创伤;露西父亲曾参加过二战,饱受战争创伤,这也是露西童年创伤的根由之一,且受父亲战争创伤的代际影响,露西恐惧纳粹,恐惧战争;成年后,露西先后遭遇了唯二的朋友之一杰瑞米的死亡和父母的去世,因杰瑞米死亡时,露西在医院看见了一个凝视她的艾滋病人,她深感内疚,多次怀疑自己看到的人就是杰瑞米,死亡给她造成了创伤;露西的婚姻也使她饱受创伤,丈夫威廉在婚姻期间多次背叛,露西最终难以忍受,离开了他,却也因此遭到女儿的反感。

4.1.1. 童年创伤

童年创伤通常指个体成年前经历的潜在创伤事件,包括身体、情感或性虐待,忽视,家庭功能失调,如父母暴力或离异,或其他威胁身心安全的不良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对个体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产生长期负面影响[10]。儿童与成人不同,其社交范围较小,接触对象往往只有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由于生理和心理发育不完全,极易受外界影响,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与融洽的家庭关系能够给予儿童的安全感,保证其心理健康发展。一旦失去这一基础,儿童极易遭受情感打击,影响其成年后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

《我叫露西·巴顿》的主人公露西遭遇了童年创伤,其童年生活对人生造成了极大影响,露西对家庭的排斥和逃离都源自于此。童年时期露西家庭贫困,住所偏远,“周围没有人家,只有一望无际的玉米和大豆。”家里也没有任何与外界交流的手段,他们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杂志或者书籍,可以说,他们一家是与外界脱离的。她经常无故遭受父母的暴力和殴打,“撒谎和浪费食物总会受到惩罚,有时父母——母亲动手,父亲在场——脾气上来了就会毫无征兆地给我们一顿好打。”5岁前,父亲曾多次把她锁进卡车,任凭她恐惧、痛哭,而母亲对她这些经历毫不知情,对她毫不关心,甚至认为她由此而生对蛇的恐惧莫名其妙。上学后,由于家庭贫困,社会地位低微,其他孩子经常欺负她和哥哥姐姐,嫌弃她们身上有怪味,这使得露西多年只能与一棵孤树为友。父母仍然漠视她,哪怕她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没有赢得一分一毫的关注。童年时期,她多次想祈求陌生人的帮助,想让他们带她离开,离开那个一直糟糕的地方,但她也清醒地知道,没人敢这么做,求救只会让事情更糟,因此她没有行动。她对父母的恐惧深入骨髓,即使成年结婚后,她仍然不敢在母亲面前落泪,直到医生拉上了帘子,母亲看不到她,她才敢无声地流出泪水。

露西童年时期遭受的这些童年创伤,是她不安、自卑、恐惧和焦虑的来源,引起了她的自我认同危机和对家庭的排斥,使得她总是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自己与他人格格不入,并想方设法远离原生家庭。

4.1.2. 战争创伤

战争创伤是指个体因直接或间接经历战争事件而引发的严重心理与生理反应,常表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焦虑、抑郁、解离症状以及躯体化障碍。这些影响可能长期存在,并影响个体的社交能力、人际关系和整体生活质量[11]。战争创伤不仅仅来自于身体创伤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压力,更源自于人际信任的巨大危机[12]。露西父亲参加了二战,直接遭受了战争创伤。露西父亲第一次和她的丈夫威廉见面时,表情扭曲,这是因为威廉与他开枪打死的德国男孩长相相似。他认为这是死去的男孩要报复他,要带走他的女儿。此后,他再也没和威廉见过面,直到临死前才将原因告诉了露西的哥哥。

此外,研究表明,战争创伤也可能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后代的心理健康[13]。露西对父亲见威廉时露出的表情并不陌生,说明战争创伤早就影响了整个家庭,父亲的临终遗言“无法自控”证实了这一点,从父亲从不提起战争的内容,常常忽视子女的情感,对他们施加暴力也能看出战争创伤导致了家庭功能失调,这必然会影响露西的心理健康。

4.1.3. 死亡创伤

死亡创伤是指个体直接经历或目睹他人死亡,或自身面临濒死威胁时,引发的强烈心理与生理创伤反应。其核心症状包括侵入性回忆(如闪回、噩梦)、持续性回避、负面认知和情绪,以及过度警觉等[14]

露西在医院时,曾有一位艾滋病患者凝视她,当时她没有与他对视,出院后,露西发现杰瑞米去世了,死于艾滋,露西多次想要去医院查看医疗记录,来确定她看见的人是不是杰瑞米,但最终没有去。露西对于没能关心朋友,自己住院时杰瑞米死亡这件事内疚不已。

4.1.4. 婚姻创伤

婚姻创伤是指个体因婚姻关系中持续或严重的负面经历,如长期冲突、情感虐待、肢体暴力、背叛、强迫控制或突然离异等而引发的心理与情感损伤[15]

露西住院期间,她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丈夫威廉来医院只是躺在她旁边看电视,露西想要跟他交流,却只能保持沉默。母亲侧面暗示了她,后来也证明母亲是对的,威廉背叛了她,和送两个女儿来医院探望她的“家庭朋友”出了轨,这使露西蒙羞。

4.2. 创伤症状

童年创伤和战争创伤的代际传递使得露西不自觉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回避和创伤有关的活动,并对事物保持高警觉性,而成年后经历的死亡创伤和婚姻创伤在某种程度上加重其创伤症状表现。在和母亲的交流中,露西不断回忆创伤事件,但对于创伤体验中的某些重要方面总是记不清,难以确定,常陷入自我怀疑中。露西与家人亲缘淡漠,从小就渴望逃离家庭,上学后常常躲进学校,上大学感恩节回家时更是难以入眠,害怕一切都是一场梦,自己要一直待在难以忍受的家里。创伤经历让露西敏感自卑,常常焦虑失眠。她对细小的事情十分敏感,过度关注他人评价,且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常认为自己与他人格格不入,低人一等。

4.2.1. 创伤事件“闪回”

母亲来医院探望露西期间,她们聊了许多话题,但露西总是能在这个过程中想到自己的经历,其中包括:在学校受欺负,和姐姐关系不好,父母殴打,因身上有味道受排挤,待在学校不愿回家,父母漠视优异成绩,婚前从未去饭馆吃过饭,被锁在卡车等内容。这些创伤事件的重复“闪回”是露西遭受创伤的明显表现。

4.2.2. 亲缘淡漠

露西和家人的关系并不亲密,她不知道母亲的童年经历,不知道父亲参加战争的具体故事,不知道哥哥的一切事情,与姐姐的关系更不融洽。她自小就渴望逃离家庭,除了母亲来医院陪护她的这次,她只在父母去世时回去见过父母。父母去世后,她与哥哥姐姐打电话也很少谈论各自的生活。

4.2.3. 敏感自卑

露西性格敏感,过度关注他人评价,易过度思考,最终形成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并深刻于心。且她缺乏自信,常常认为自己和他人格格不入,低人一等,甚至不值得被爱。与威廉结婚前,露西曾与一位学者谈过恋爱,他曾对比露西与另一位女性,给出评价,“You have more substance, but Irene has more style.”(你更有内在,艾琳更有风格。)但露西却认为“风格就是内在。”并由此引发了对自己服饰装扮的反思,深感自卑。学者的评价影响了露西一生,她后来常在学者提到过的商场买衣服,注重装扮,并对后来与学者一次偶遇时服装配色奇怪耿耿于怀。

创伤经历使露西常认为自己与他人不同,她进入大学时尽力模仿他人,对于朋友的夸赞——“Artists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艺术家与众不同。)”,露西表面谦虚,内心反应激烈(I had always been different; I did not want to be any more different!),她认为自己总是格格不入,不想再有任何一点与众不同了。

4.2.4. 恐惧焦虑

露西从小缺乏安全感,父母的暴力和漠视,让她始终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她恐惧忧虑,常常难以入眠。小说中“worry”,“afraid”,“can’t fall asleep”等词多次出现,展现出露西焦躁,安全感不足的神经状态。此外,露西出院后常常做噩梦,多年后还记得噩梦的内容,这些都是创伤症状表现。尤其,从露西想同哈里特一样死亡和频繁做噩梦这两点可以清楚看出露西的恐惧焦虑。

5. 露西创伤复原的前提和方法

露西的多重创伤得以复原,得益于她的感恩之心和母亲到来弥补的安全感,使她能够直面创伤,与创伤和解,最终在记忆重构和创伤书写中获得了救赎。

5.1. 创伤复原前提

露西心理得以复原,基于两个前提:感恩和安全感。在这两个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露西与创伤和解,重构记忆并书写创伤的心理复原过程才产生效果。

5.1.1. 感恩

感恩是一种积极情绪特质,可以改善人际关系的质量,增加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积极评价[16]。而从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看来,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帮助个体建立持久性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资源,有助于减少创伤后的消极心理反应,促进个体的成长[17]

露西自述,她曾得到过很多人的友善帮助,这让她得以生存。露西在小说中直言喜爱(love)的人有13位,对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物(9位),她给出了喜爱的原因或对这些人物的评述。此外,露西记住了多位曾帮助她的人,包括借给她书看的女老师,指引她、送她上大学的辅导员,在别的孩子欺负她时制止并批评对方的哈利老师等,她对这些事件的深刻记忆也反应出她本身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5.1.2. 安全感

安全感是马斯洛提出的心理健康标准之一,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18]。安全感对于心理复原十分重要。阑尾炎手术并发症住院期间,露西紧张焦躁,难以入睡,常常夜半醒来,凝望城市灯光,母亲的到来缓和了她的焦虑情绪,给她提供了安全感,让她得以安稳入眠。

安全感为露西直面创伤,重构记忆、书写创伤奠定了心理基础,让露西得以从恐惧焦虑中解脱出来,有信心面对她的过往经历。

5.2. 创伤复原方法

5.2.1. 直面创伤

潜意识里对创伤事件的执著,使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发生根本动摇,使人丧失生气沉迷于回忆之中[19]。如果想要消除创伤带来的影响,一个人必须有抗争的欲望,也就是要直面创伤。露西三年级时曾阅读一本书,书中讲述两个女孩和她们妈妈的故事,故事中一个女孩名叫Tilly,她格格不入、不受欢迎,但在妈妈的帮助下,其他女孩改变了对她的态度,与她友好相处。这本书让露西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她想写一本书,让人们不再孤独,但她并没有付诸行动,只是将之保守为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一次,女儿与朋友杰瑞米见面时,告诉他露西写的故事发表在了杂志上,但露西拒绝给他看自己的写的故事,对自己写的内容并不自信,用“silly”,“little”,“really small”等词汇描述自己发表故事的杂志。但与母亲见面时,她主动告诉母亲,她有两个故事出版了,并补充说是出版在小杂志上。母亲当时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在后期交流时,曾告诉露西如果想要好的故事,就把她讲述的玛丽的故事写下来,说明母亲实际上是支持露西写作的。但直到她和莎拉见面交流,莎拉告诉她不要意图保护自己故事里的任何一个角色后(莎拉曾在课上教他们正面解决故事中的弱点),才开始写母亲与她在医院见面时发生的故事,记录讲述的内容和自己的回忆,直面自己曾经的创伤。

5.2.2. 记忆重构

记忆重构离不开意识的参与,具有模糊性、整合性和认知能动性[20]。露西与母亲在医院的交流本身就是一种记忆的重构,填补了露西认知的空白。此外,文学创作也是在通过一种特定的审美方式,为人类修补和保存自己的记忆[21],这也是一种记忆重构。在记忆重构的过程中,露西对很多从前的经历进行了积极认知,解释和补充说明,如露西将之前威廉对她说的话解释为自己值得被爱,并自信父亲去世前说的好姑娘是自己,不是自己的姐姐。

5.2.3. 创伤书写

创伤书写不仅仅是关于真实性的叙事,它还可以生产意义,也可以生产价值[22]。露西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在经历过往创伤后,开始直面自己故事中的缺点,书写自己的故事,揭露自己经历的童年创伤、战争创伤、死亡创伤和婚姻创伤。这种创伤书写不是简单地表述创伤经历,展现创伤记忆,从遮掩创伤到公开展现自己的创伤本身就是心理恢复健康,心理获得复原的一种体现。第一本书出版后,露西去见了一位医生,把自己经历写给她看,她写下了童年家中的故事,在婚姻中发现的真相和那些她无法宣之于口的事。M. R.哈维曾提出心理创伤复原的7个标准,即创伤幸存者(1) 能够自主记忆过程;(2) 能够整合记忆与情感;(3) 能够抵抗创伤的影响;(4) 能够控制创伤症状;(5) 能够建立自尊和自我整体性;(6) 重新获得与他者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7) 获得重建意义和信仰体系的能力[23]。露西能够书写自己的故事,主动把自己曾掩盖的东西给别人看,说明露西能够自主整合记忆和情感,抵抗和控制创伤,重新获得了自尊和自我认同感,愿意与他人交流并获取他人帮助,感悟到了人生意义。这也表明,创伤书写帮助露西达到了心理创伤复原的标准。

6. 研究露西创伤与复原的意义

露西作为小说主人公,创伤承受者和小说叙述者,其创伤和复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理解创伤和创伤文化,确定创伤书写价值并探索心理复原策略。

6.1. 理解创伤和创伤文化

露西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出身贫寒,但凭借努力读书跨越了阶级;她饱受欺凌,父母冷漠暴力,与兄弟姐妹关系也不好;她敏感自卑,缺乏自信,也没有几个朋友;她有父有母,有兄有姊,有夫有女;她曾经喜欢过一个人,但由于观念不一致而分开;她生过病,承受过死亡的恐惧;她曾隐藏梦想,最终努力获得了实现……从露西身上,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样人们更会理解露西的经历,理解她的痛苦和哀伤,理解露西所经受的种种创伤。但和千万个经受创伤的人不一样的是,露西是个作家,她的创伤不仅仅是经历,是记忆,更成为了一种文化。作者在写作,她笔下的主人公露西也在写作,透过作者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露西的故事,她通过创伤叙事见证伤痛,宣泄情感,修复创伤,也让人们更能感同身受[24]

6.2. 探索创伤书写价值与心理复原策略

露西是通过创伤书写获得心理复原的典型人物。小说中,露西从立志写书到真正写出自己的故事有漫长的过程,展现了一个遭受创伤的小孩到心理复原的作家的种种经历和心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基于感恩和情绪安全感而进行的抗争,不仅展现了露西直面创伤的积极态度,显示出记忆重构的重要性,更揭露了创伤书写的心理复原本质,为明确创伤书写价值,探索心理复原策略提供了启示。

参考文献

[1] Erikson, K. (2006) 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 American Imago, 48, 455-472.
[2] 赵冬梅. 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6): 93-97.
[3] 赫尔曼. 创伤与复原[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3: 279.
[4] Caruth, C. (199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5] 王欣. 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4(6): 145-150.
[6] 向玲玲. “创伤批评”国内外研究综述[J]. 外国文学动态, 2013(3): 63-64.
[7] 雷鸣, 宁维卫, 张庆林. 心理复原力的内涵及其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4(5): 58-64.
[8] 热奈特. 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9] Herman, J. (1995) Trauma and Recovery: Contemporary Symbolic Depictions of Collective Disaster. Peter Lang.
[10] Felitti, V.J., Anda, R.F., Nordenberg, D., Williamson, D.F., Spitz, A.M., Edwards, V., et al. (1998)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4, 245-258.
https://doi.org/10.1016/s0749-3797(98)00017-8
[11] Yehuda, R., Hoge, C.W., McFarlane, A.C., Vermetten, E., Lanius, R.A., Nievergelt, C.M. and Hyman, S.E. (2015)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2, 427-438.
[12] Butollo, W.H. (2000) A Social Interaction Model for War Traumatization Self-Processes and Postwar Recovery in Bosnia in Subjects with PTSD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2, 71-81.
https://doi.org/10.31887/dcns.2000.2.1/wbutollo
[13] Kellermann, N.P.F. (2013) Epigenetic Transmission of Holocaust Trauma: Can Nightmares Be Inherited? The Israel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Related Sciences, 50, 33-39.
[14] Kaltman, S. and Bonanno, G.A. (2003) Trauma and Bereavement: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Sudden and Violent Death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17, 131-147.
https://doi.org/10.1016/s0887-6185(02)00184-6
[15] Cano, A. and O'Leary, K.D. (2000) Infidelity and Separations Precipitate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 and Symptoms of Nonspecific Depression and Anxiet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8, 774-781.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68.5.774
[16] Nelson, C. (2009) Appreciating Gratitude: Can Gratitude Be Used as a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Individual Well-Being? Counselling Psychology Review, 24, 38-50.
https://doi.org/10.53841/bpscpr.2009.24.3-4.38
[17] 伍新春, 周宵, 林崇德, 等. 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影响机制及其干预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 31(1): 117-127.
[18] 阿瑟·S.雷伯. 心理学词典[M]. 李伯黍,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765.
[19]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高觉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0] 白洁. 记忆重构与意象表征[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 30(6): 114-117.
[21] 洪治纲. 文学: 记忆的邀约与重构[J]. 文艺争鸣, 2010(1): 56-59.
[22] 赵静蓉. 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J]. 学术研究, 2017(1): 144-151+178.
[23] Harvey, M.R. (1996) An Ecological View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Trauma Recovery.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 3-23.
https://doi.org/10.1007/bf02116830
[24] 王欣. 创伤叙事、见证和创伤文化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 7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