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个体所面临的压力正在成倍增加，随之而来的焦虑、抑郁、愤怒等负性情绪日益普遍，席卷着我们每一个人。这些情绪不仅严重威胁个体的心理健康，还可能成为引发攻击行为等社会问题的潜在因素。因此，深入探究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揭示攻击行为成因、制定有效预防措施以及提升公共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研究者对攻击行为的分类进行了细化，区分了身体攻击(如肢体冲突)与替代攻击(如言语攻击、关系攻击)。并有研究发现，愤怒和敌意与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及关系攻击均存在正相关(Kyranides et al., 2024)，而责怪他人的认知策略则与身体攻击和同伴关系攻击显著相关(Baker, 2016)。且长期以来，诸多研究结果均已证实负性情绪是预测攻击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在身体攻击和替代攻击中表现显著(Marshall et al., 2018; 刘宇平等，2022)。研究表明，愤怒或挫败等负性情绪会显著增强个体的攻击倾向，且这种关联在不同年龄群体及文化背景下均表现出相当的普遍性(García-Sancho et al., 2016)。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据，本文提出假设H1：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且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为。

然而，负性情绪并非直接引发攻击行为的单一决定因素。两者间关联路径复杂，其中可能介入了重要的认知中介变量。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思维反刍作为核心中介因素，已被广泛探讨其在情绪与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思维反刍是指个体对负性情绪及其相关事件的持续思考，包括症状反刍、反省沉思、强迫冥想等多种形式。它描述了个体在经历负性情绪后，反复思考这些情绪及其可能原因和后果的过程。这种持续的内省状态不仅延长了负性情绪的影响，还可能导致不健康的应对策略，如攻击行为(冯全升等，2023)。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负面信息得以快速扩散，这极大增加了个体陷入思维反刍状态的可能性，从而可能加剧攻击行为的发生(陈龙等，2023)。此外，在认知心理学的稳步发展下，学术界对思维反刍在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所扮演角色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多项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后，思维反刍仍然能够显著预测攻击行为(Quan et al., 2019)。并且，情绪调节理论也进一步补充，负性情绪可能驱动个体通过攻击来调节不适状态，而思维反刍则强化了这种调节动机(刘宇平等，2022)。因此，基于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据，本文提出假设H2：思维反刍在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采用问卷星线上发放问卷，对济南某大学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数据收集结束时的初始样本数为685，此后回收问卷并对问卷进行清理筛查，排除不认真作答，答案统一的问卷共39份；最终保留有效问卷646份，有效率为94.3%。

2.2. 工具

2.2.1.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对负性情绪的测量，采用Watson等人(1988)编制，黄丽等人(2003)修订的PANAS。该量表主要用于评估个体在特定时间内的情绪状态，共包含20个描述不同情感和情绪的词汇，每个词汇对应一个特定的情绪状态，如兴趣、心烦、精神活力高等。本研究中只使用该量表的负性情绪部分，并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进行评分，从“完全不符合”(1分)到“非常符合”(5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负性情绪倾向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9。

2.2.2. Buss-Perry攻击性量表(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BPAQ)

对于个体攻击性的测量，采用Buss和Perry (1992)编制的BPAQ。该量表共包含身体攻击(physical aggression)、言语攻击(verbal aggression)、愤怒(anger)和敌意(hostility) 4个维度，且本研究将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3个维度合并为与“身体攻击”相对应的“替代攻击”这一大维度。所有项目评分从“完全不符合”(1分)到“非常符合”(5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攻击行为倾向越严重。本研究中，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4、0.818、0.795和0.767。

2.2.3. 思维反刍量表中文版(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 Chinese Version, RRS-CV)

关于思维反刍的测量，采用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1)编制，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的RRS-CV。该量表共包含22个项目，涵盖3个维度：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所有项目评分从“从不”(1分)到“总是”(4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思维反刍倾向越严重。本研究中，3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0、0.785和0.807。

2.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5.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并使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其中95%置信区间的估计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抽取5000次样本，若95%置信区间不包括零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3. 结果

3.1. 负性情绪、思维反刍与攻击行为之间的总体情况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负性情绪与身体攻击和替代攻击显著正相关，与症状反刍、反省沉思及强迫冥想显著正相关；此外，思维反刍3个维度与攻击行为2个维度之间也均呈显著正相关。据此，假设H1得到部分验证。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related analysis results

表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注：^**p < 0.01。)

3.2. 思维反刍在负性情绪与身体攻击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温忠麟和叶宝娟提出，中介作用的前提是变量间存在相关性；由上述相关分析结果可知负性情绪、思维反刍与身体攻击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从而满足此条件。因此，使用Process插件，以负性情绪为预测变量，身体攻击为结果变量，思维反刍及其3个维度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emotions on physical aggression

表2. 负性情绪与身体攻击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2可知，在95%置信区间水平下，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0.3411，0.4132]不包含0且效应值为正(0.3771)；这说明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即负性情绪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身体攻击，效应占比为85.07%；假设H1得到进一步验证。

除此之外，中介效应置信区间[0.0411，0.0928]不包含0，说明思维反刍的中介效应显著，即负性情绪能够通过思维反刍来影响个体的身体攻击行为，中介效应占比14.93%。具体来讲，症状反刍、反省沉思及强迫冥想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364，0.0095]、[0.0033，0.0637]、[0.0140，0.0792]。其中，症状反刍的95%置信区间包含0，表明该维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反省沉思和强迫冥想2个维度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反省沉思和强迫冥想分别在负性情绪与身体攻击之间存在显著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7.51%和10.51%。据此，假设H2得到部分验证。

3.3. 思维反刍在负性情绪与替代攻击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上述相关分析结果可知，负性情绪、思维反刍与替代攻击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满足中介效应分析前提条件。因此使用Process插件，以负性情绪为预测变量，替代攻击为结果变量，思维反刍及其3个维度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emotions on alternative aggression

表3. 负性情绪与替代攻击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3可知，在95%置信区间水平下，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0.2386，0.3072]不包含0且效应值为正(0.2729)；这说明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即负性情绪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替代攻击，效应占比为79.15%；假设H1得以完全验证。除此之外，中介效应置信区间[0.0478，0.0972]不包含0，说明思维反刍的中介效应显著，即负性情绪能够通过思维反刍来影响个体的替代攻击行为，中介效应占比20.88%。具体来讲，症状反刍、反省沉思和强迫冥想的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78，0.0243]、[0.0098，0.0658]、[0.0140，0.0623]。其中，症状反刍的置信区间包含0，表明其中介效应不显著；而反省沉思和强迫冥想2个维度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反省沉思和强迫冥想分别在负性情绪与替代攻击之间存在显著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0.73%和9.14%。据此，假设H2得以完全验证。

4. 分析与讨论

4.1. 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发现，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为(包括身体攻击与替代攻击)。即当个体遭遇强烈负性情绪影响时，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倾向明显增加。这一发现与心理学经典理论框架高度契合。如情绪调节理论认为，个体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倾向于通过攻击行为实现情绪调节；并指出负性情绪可能会引发个体认知视野缩小，从而促使其采取冲动和攻击性的应对机制(刘宇平等，2022)。此外，Chester & DeWall (2017)提出的正负性情绪正交模型表明，负性情绪与正性情绪在攻击行为中的作用需分别探讨，而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负性情绪对攻击行为的主导性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同样证实了负性情绪是攻击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如刘宇平等人(2022)研究表明，负性情绪对攻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陈步青等(2018)也发现，负性情绪得分高的被试，更容易表现出攻击行为。

基于此，上述结果呼应了本研究的发现，即个体在遭遇强烈的负性情绪影响后，更容易引发攻击性行为。而这一发现也为我们理解攻击行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线索。提示我们，预防和控制攻击行为需重点关注个体的情绪状态；尤其是经常体验到负性情绪的个体，通过帮助其有效管理情绪，或许能够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从而维护个体的身心健康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4.2. 思维反刍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思维反刍在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发现：在身体攻击维度，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占比85.07%，思维反刍的中介效应占比14.93%；在替代攻击维度，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占比79.12%，思维反刍的中介效应占比20.88%。这表明个体的负性情绪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其攻击行为(包括身体攻击与替代攻击)，也可以通过思维反刍对其攻击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即思维反刍在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这与以往研究结论高度吻合，由此便进一步强调了思维反刍在连接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之间的桥梁作用(陈龙等，2023)。

思维反刍在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间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析。首先，思维反刍作为一种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其核心特征(如强迫性重复、无效性思考及“为什么”“如果”类问题)会强化个体对负面事件的沉浸，从而加剧负性情绪的强度与持续性，这种情绪状态的积累则可能进一步激活攻击性反应(Michael et al., 2007)。其次，思维反刍还可能通过影响情绪调节能力间接作用于攻击行为。研究表明，反刍个体倾向于采用低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导致负面情绪难以被有效管理，进而增加攻击倾向(Din & Ahmad., 2021)。另外，研究也发现思维反刍不仅通过情绪调节间接影响攻击行为，还可能直接触发攻击动机；如Kivisto (2008)的研究表明思维反刍可能通过强化个体对负面情境的敌意归因，从而直接促进攻击行为的产生；这或许是因为这种对负面事件的过度关注会加深个体对负面情绪的体验，从而加剧负性情绪，导致他们在面对冲突或压力时更容易产生攻击性反应。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了思维反刍中不同维度的差异性中介作用；即反省沉思与强迫冥想的中介作用显著，而症状反刍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或许是因为症状反刍往往更关注自身情绪状态，常伴随自我评价的消极化，但却较少会引发行为产生；例如，持续关注“为什么我总是感到悲伤”或“我的焦虑是否会影响未来”等(刘旺，田丽丽，2013)。而反省沉思和强迫冥想则是强调个体对自身错误或负面经历反复、被动的思考，缺乏建设性，并可能涉及对自身行为或决策的复盘；该维度若偏向负面，则可能加剧内疚感或自我怀疑，陷入负性情绪的恶性循环，从而更易促使个体产生相应不良行为(Tang et al., 2021)。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了思维反刍在负性情绪引发攻击行为过程中的中介角色，并发现了不同维度的不同作用方式，揭示了其潜在作用机制。即在面对负性情绪挑战时，个体往往会陷入一种循环的消极思维模式，即思维反刍；这种模式不仅加剧了负性情绪体验，而且提高了攻击行为发生机率。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负性情绪如何通过思维反刍影响攻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未来研究及制定干预计划提供了有效研究思路。

5. 展望与不足

本研究以思维反刍为中介变量，着重探讨了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尽管取得了一定结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1)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样本集中于特定的群体和地域，致使样本代表性受限，多样性不足；后续研究可以选择不同地区和年龄段的群体进行，使研究结论具有更普遍适用性，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2) 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有限，这可能增加研究结果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增加样本量是提高研究统计功效的关键。3) 如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日益普及，网络攻击行为已是一个亟待关注的公共议题。未来研究可以将网络攻击行为纳入研究视野，通过这种多角度分析揭示攻击行为的复杂本质及其背后的多重影响机制，进而为制定有效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6.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1) 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为(包括身体攻击和替代攻击)；2) 思维反刍在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来讲反省沉思与强迫冥想2个维度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

基金项目

本文系由内蒙古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的心理学课题《敬畏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及心理机制(项目编号：25JKQLYB03)》的阶段成果之一。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